在美国《濒危物种法案》颁布50周年之际，我们来到距离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尼克杰克大坝下游仅500米处寻找蜗牛镖（snaildarter）——它是因《濒危物种法案》而受益的物种中更为出名的那个。就在几个月前，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的斯泰尔斯和管理局其他专家决定，和白头海雕一样，这种小鱼不再属于《濒危物种法案》的保护物种。基于此，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捕获蜗牛镖作为非濒危物种的第一个样本。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生物学家戴夫·马修斯帮斯泰尔斯把拖网采集到的物质都一一取出来，放在甲板上。除了散落在甲板上的木头和岩石碎片外，还有一条约15厘米长的俄亥俄小鲈（commonlogperch），以及一条更小的鱼——它长约5厘米，身上交替排列着深褐色和浅褐色垂直条纹，并且每一种颜色的条纹上还分布着另一种颜色的斑点，使得它们在河底砾石的衬托下很难被发现。马修斯解释说，这是一条2岁大的蜗牛镖，还没有完全长大。

　　大家都喜欢白头海雕，但对蜗牛镖却褒贬不一。《濒危物种法案》于1973年12月28日由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签署通过，但围绕《濒危物种法案》产生的主要争议任旧存在：我们能否拯救世界上所有“不起眼”的物种，如果拯救它们会阻止人类完成重要项目，我们还需要尝试拯救它们吗？在20世纪70年代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当时，蜗牛镖成为第一批被列为濒危物种的生物，它们所处的境况暂时阻止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占用它们的栖息地修建一座大坝。当美国司法部长在最高法院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辩护时，为了规避法律，他在9位身穿黑袍的法官面前举起一个装有蜗牛镖标本的罐子，试图说明它们无足轻重、不足为虑。

　　20世纪70年代末，已知的蜗牛镖仅存在于田纳西河的一条支流——小田纳西河——的一个河段内，并且似乎在劫难逃，因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考虑不周而要在这条支流上建造泰利库大坝。1978年，它们曲折的复苏之路迈出了第一步，当时美国最高法院出人意料地裁定，根据《濒危物种法案》，濒危蜗牛镖生命的优先级高于一座即将竣工的大坝。“那时美国政府站出来说，‘每个物种都很重要，我们在保护《濒危物种法案》中的每个物种方面说到做到。’”生物多样性中心（一个会员制非营利组织）的资深科学家蒂拉·柯里说。

　　现在，这条河的主干和多个支流600多千米的地方都能找到蜗牛镖的踪影。《濒危物种法案》的实施已经使数十个其他物种免于灭绝。到2023年年底，有大约60个物种能恢复到足以降为受威胁物种或是从保护名单中删除的程度。

　　然而，美国和全球另外的地方一样，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生物多样性危机。只有不到6%曾被列为受威胁或濒危物种的动植物被移出保护名单，其余许多则在种群恢复方面进展甚微。更重要的是，这份名单还远不够完整：美国野生动物联合会的首席科学家布鲁斯·斯坦表示，美国约有三分之一的脊椎动物和维管植物很容易灭绝。即使是那些无危物种，它们的数量也在下降。“现在全世界飞翔的鸟比上世纪70年代少了三分之一，”斯坦说。例如，我们不太可能看到白喉带鹀（Zonotrichiaalbicollis）或红翅黑鹂（Agelaiusphoeniceus），尽管这两个物种都还没有濒临灭绝。

　　在美国，野生动植物比50年前少得多，还在于人类一直在不停地占用它们的栖息地，包括森林、草原和河流。《濒危物种法案》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阻止这一趋势，更不能应对野生动植物面临的下一个巨大威胁——气候变化。

　　事实上，在1978年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后，国会通过了一项针对《濒危物种法案》的特别豁免，允许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完成泰利库大坝的建造。尽管如此，最终蜗牛镖还是存活下来了，这主要是因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将一些蜗牛镖从小田纳西河迁出，并且还有一些种群出现在田纳西河流域的另外的地方，另外在1972年《清洁水法案》颁布后，随着当地河流和溪流的污染慢慢减少，鱼类数量也因此有所恢复。

　　迫于《濒危物种法案》执行者的压力，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也改变了对整个流域水坝的管理方式。他们开始向水库深处注入空气，有些地方会注入氧气。他们开始更有规律地从水坝中放水，以便使流量保持在可清除河底淤泥并露出干净砾石的最低水平，这样一来，以蜗牛为食的蜗牛镖就可以在这些砾石上产卵，进而繁衍下去。从根本上说，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开始考虑野生生物的需求了，这正是《濒危物种法案》所要求的。但问题就在于，许多动植物并没有正真获得相应的帮助。这是因为美国政府提供的资源太有限，也因为《濒危物种法案》始终没鼓励私人土地所有者参与濒危物种的保护工作，反而让他们很抗拒，此外还因为美国从未完全遵循《濒危物种法案》的理念。相反，半个世纪以来，相关法案一直是造成人们思想两极分化的一个因素。

　　如今，我们似乎无法想象1973年政治家会在环境问题上达成共识：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濒危物种法案》，众议院也以390票对12票通过了该法案。“有人曾称这几乎能算是国会发表的一份声明了。”加里·弗雷泽说，近25年来，这位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ECO服务方面的副主任一直在监督该法案的实施。

　　但5年后的“蜗牛镖案”让人们开始失去信心。当国会议员通过《濒危物种法案》时一直考虑的是雕、熊和美洲鹤这样的物种，但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该法案可涉及的物种范围，直到蜗牛镖案的出现。最高法院发现，根据这项法案，“无论明智与否……我们都有绝对的职责去保护所有濒危物种，”首席官沃伦·E.伯格在蜗牛镖案结案后说道。他在这个案件的裁决中写道，即使是最近发现的小鱼（这里指蜗牛镖），我们也必须不顾一切代价地拯救它们。

　　这样做明智吗？对于像柯里这样的环保主义者和许多非环保主义者而言，答案一直是肯定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乔尔·萨托表示，《濒危物种法案》“是除人类之外其他物种的基本权利法案”。目前，萨托正在做一个名为“影像方舟”的项目，目的是拍摄各种动物作为影像记录，以防一些物种灭绝——到目前为止，他已经拍摄了近1.5万个物种。但在反对者看来，蜗牛镖案的判决就是违背常识。他们都以为判决结果很“不可思议”，《濒危物种法案》方面的权威专家迈克尔·比恩（现已从美国环保协会退休）说，“在过去的45年里，这种非黑即白的思考方式一直存在。”

　　洛厄尔·E.贝尔是美国华盛顿特区的资深环境保护律师，也写了一本关于《濒危物种法案》历史的书。根据贝尔的说法，在该法案颁布早期，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的外勤探员常把自己看作是执行该法案禁令的战斗型生物学家。1990年，北方斑林鸮（NorthernSpottedOwl）被列入《濒危物种法案》的保护名单。在此期间，环保主义者与伐木者就太平洋西北部的古老森林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为保护这里的生态系统，环保主义者将北方斑林鸮卷入了这场冲突中。此后，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开始在处理动物保护事务时变得更灵活。贝尔表示：“但前20年的冲突仍存在于许多美国人的脑海中。”

　　该法案可能会给土地所有者带来非常大的负担。在做任何可能“侵扰”或“伤害”濒危物种的事情（包括改变其栖息地）前，他们要获得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的许可，并提交一份“栖息地保护计划”。

　　此外，《濒危物种法案》对美国森林局和土地管理局等联邦机构——或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提出的要求可能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影响。该法案第7条禁止各机构采取、允许或资助任何可能“危及保护名单中物种生存”的行动。如果某些行动可能会对濒危物种造成危害，这些机构必须首先与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或负责海洋物种保护的美国海洋渔业局）协商，并寻求替代方案。

　　“当人们谈论《濒危物种法案》会怎么阻止项目实施时，他们把焦点都集中在法案第7条，”生物保护学家雅各布·马尔科姆说。北方斑林鸮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一项经济分析表明，限制伐木消除了数千个木材行业的工作岗位，也助长了保守主义者关于《濒危物种法案》会损害人类利益和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观点。

　　但马尔科姆称，近几十年来，这种观点一直都是基于“传闻，而非证据”。在2022年之前，马尔科姆在野生动物保护者组织工作，他曾经和同事分析了2008年至2015年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和其他机构之间磋商的材料。他们发现，“没有一个项目被叫停，”马尔科姆说。他的团队还发现，联邦机构很少采取积极措施来恢复法案第7条所要求的物种，就像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对待蜗牛镖那样。对于许多被列入保护名单的物种，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甚至连恢复计划都没有。

　　哥伦比亚大学的埃里克·K.埃伯哈德和同事在2022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濒危物种也可能没办法恢复，因为“大多数物种只有在达到危险的低种群规模时才会得到保护”，他说。大多数情况是，一个环保组织——通常是生物多样性中心——向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提出请愿或起诉后，相关物种才会被列入保护名单。生物多样性中心称在其努力下，共有742个物种被列入名单。但从申请到列入名单可能要经过数年时间，在此期间，物种数量会促进减少。该中心负责濒危物种保护的主任诺厄亚·格林沃尔德认为，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不将物种列入名单是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争议——它已经内化了反对《濒危物种法案》的声音。

　　《濒危物种法案》经常被比作物种急诊室：人满为患，人手不足，它只能想方设法让病人活下来，但也就仅此而已。尽管这项法案承认生态保护对野生动植物的数量增长至关重要，但它并没有强制要求将生态系统恢复到健康状态。“它的目标是让事情变得更好，但它所用的‘工具’仅仅是为了防止事情变得更糟，”比恩说。

　　目前，栖息地丧失仍是动物所面临的巨大威胁。斯坦和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的J.B.鲁尔都认为，为保护美国的生物多样性，真正需要做的是创建一个全国性的ECO网络。但这在美国现有政治环境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以下两个倡议可能会有所帮助。

　　第一个是《恢复美国野生动物法案》，该法案于2022年差点获得通过，今年再次提交审议。它是以1937年《皮特曼-罗伯逊法案》的成功为基础建立的，通过对征收联邦消费税为各州野生动植物保护机构提供资金。该法案旨在解决猎物种类减少的问题。

　　根据这项新的法案，各州和美国原住民每年将分别获得13亿和1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保护猎物物种。斯坦表示，它之所以得到两党的支持，部分原因是它有助于在《濒危物种法案》的“监管之锤”落下前阻止某个物种数量的减少。这极大的提升了各州野生动植物保护的预算，不过这笔资金只是联邦支出中的一个零头。但由于去年国会未能就如何为这项措施拨款达成一致而没有通过该法案，如果通过，这项法案“对大自然来说将很重要”，柯里表示。

　　第二个用于促进物种保护的倡议已在进行中：让土地所有者去参加了。落基山脉以东的大多数野生动植物栖息地都在私人土地上，而这里恰恰是野生动植物消失最快的地方。一些专家这样认为，除非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与土地所有者加强合作，并在《濒危物种法案》监管的硬策略上增加软策略，否则保护工作不太可能成功。长期以来，比恩一直在推广这一想法，包括2009至2017年年初他在内政部工作期间。他说，这种方法是从红顶啄木鸟保护开始的。

　　当《濒危物种法案》通过时，曾经生活在东南部的数百万只红顶啄木鸟只剩下不到1万只。人类砍倒了树龄较大的松树——主要是长叶松——这种鸟会在这些树上挖洞来栖息和筑巢。这些活动需要树足够大，且至少要有60年到80年树龄，但如今这样的树已经不多了。长叶松曾经覆盖了从弗吉尼亚州到得克萨斯州的36万平方千米土地，如今却只剩下不到约1万平方千米。

　　20世纪80年代，《濒危物种法案》执行效果不佳，因为它就没有起到激励人们保护私有林的作用。比恩说，事实是，土地所有者有时会砍掉红顶啄木鸟可栖息的树，以避免法律的约束。它们的数量一直在下降，直到20世纪90年代，那时美国环保协会——包括彼时还在那里工作的比恩——说服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采用“安全港协议”作为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案。这项协议向土地所有者承诺，如果他们采取保护红顶啄木鸟的措施，包括保留长叶松作为这些鸟的栖息地，他们将不可能会受到惩罚，而且他们能够自由决定今后是否将森林数量减少到协议签署时的基线水平。

　　事实上，这种适当的软策略就足以阻止一些私有林所有者砍伐森林。由此一来，“森林面积下降趋势得到了扭转，”比恩说，“在像南卡罗来纳州这样的地方，有成百上千平方千米的私有林登记在册，红顶啄木鸟的数量也明显地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啄木鸟仍属于濒危物种，仍需要人类的帮助。因为只有少数的老松树，所以土地管理者就在年轻的松树上人工凿洞，然后时而把这些鸟移到洞里以扩大种群数量。大部分工作正在进行中，但想要让红顶啄木鸟移出保护名单，就必须恢复更多的长叶松。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野生动植物保护部门必须要与私人土地所有者合作才行，因为有80%的红顶啄木鸟栖息地都位于私人土地上。

　　利奥·米兰达-卡斯特罗曾担任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东南部地区主任，2022年12月退休。米兰达-卡斯特罗说，2010年这种合作方式在亚特兰大开始生效。生物多样性中心已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考虑将404个新物种列入保护名单。这一数量本是“令人不堪重负”，米兰达-卡斯特罗说，“那时我们就决定，‘嘿，咱们不可以用传统的方式办事。’将这么多物种列入保护名单的担忧促使我们”寻找那些因保护得当，而不再需要列入保护名单的案例。比如，佛州地鼠龟（Gopheruspolyphemus）。

　　和啄木鸟一样，佛州地鼠龟适应于开阔的长叶松森林，在那里晒太阳，以草本植物为食，并在沙质土壤中挖洞。这种龟是一个很重要的物种，因为包括蛇、狐狸和臭鼬在内的300多种动物都会在这种龟的洞穴里居住。但几十年来，佛州地鼠龟的数量一直在下降。

　　城市化是佛州地鼠龟面临的主要威胁，但通过适当的林地管理，可以为它们留下生存空间。拥有约4万平方千米森林的一家木材公司急于将这一物种从保护名单上移出。这家名为“资源管理服务公司”的木材公司称，它将在佛罗里达州的约15平方千米狭长地带上对长叶松进行恢复，最终有望将面积扩大到约800平方千米。该公司甚至提议把其他濒危物种迁移到这片土地上，米兰达-卡斯特罗对此感到很高兴：“我以前可从未听说过这种事。”去年秋天，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宣布，在佛州地鼠龟的大部分活动范围内，它们都无需被列入保护名单。

　　现在，米兰达-卡斯特罗是“无冲突保护组织”的负责人，该组织致力于在《濒危物种法案》更经常产生诉讼的场合促成对线年里，强硬的策略是最常用的方式。”米兰达-卡斯特罗说，“在接下来的50年里，我们将更多地使用软策略。”他在美国佐治亚州摩尔堡外的自家农场里种植长叶松，佛州地鼠龟也因此受益。

　　生物多样性中心对单靠软策略就能拯救这种爬行动物持怀疑态度。中心指出，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自己建立的模型显示，在接下来几十年里，佛州地鼠龟小规模的亚种群将消失，并且总数量将减少近三分之一。2023年3月，该中心对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提起诉讼，要求将佛州地鼠龟列入保护名单。

　　今年，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也采取一定的措施，将小草原松鸡（Tympanuchuspallidicinctus）列入保护名单。长期以来，它们位于美国南部平原的栖息地一直被农业和能源产业侵占。但参议院很快便投票推翻了这一举措，不过拜登总统承诺，只要获得众议院通过，他就赞成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将小草原松鸡加到保护名单里。

　　这些策略争论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我们也可以拯救所有物种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不可能拯救所有的物种，物种灭绝将不断发生。2021年，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提议将另外23个物种移出保护名单——不是因为它们已经恢复，而是因为它们已经有几十年没被看到过，而被推断已经灭绝。不过，证实某一物种已经灭绝和经过深思熟虑后判定它已灭绝是有区别的。有些人乐意做后者，另一些人则不然。比恩认为，这与不同的人和野生动植物接触的程度有很大关系，尤其是小时候。

　　齐格蒙特·普莱特是美国波士顿学院法学院的教授，在1978年的蜗牛镖案中担任律师，同时为数百名农民维权，那时他们的土地因泰利库大坝而被淹没。在诉讼过程中，法官小刘易斯·F.鲍威尔曾问普莱特：“这些小鱼究竟有什么价值？它们是用来吃的吗？”普莱特指出，像蜗牛镖这样的濒危物种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关注人类行为对动物和我们自身构成的威胁，也促使我们思考其他替代方案。

　　《濒危物种法案》旨在拯救受威胁或濒危物种，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保护ECO。举例来说，我们通过保护北方斑林鸮，至少拯救了太平洋西北地区的一小部分原始森林。现在，对红顶啄木鸟和佛州地鼠龟的关注也有助于保护美国东南部的长叶松森林。实际上，泰利库大坝修建被叫停主要是为保护建筑物——这座大坝的修建导致切罗基原住民的历史古迹和300个农场被淹没——而不是出于对蜗牛镖的保护。另一方面，一些濒临灭绝的贻贝确实阻止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在田纳西州中部的达克河上建设另一座大坝——现在，这条河被认定为北美洲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河流。

　　吉姆·威廉斯表示，《濒危物种法案》迫使各州盘点当地分布的野生生物。威廉斯是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一位年轻的生物学家，负责调查蜗牛镖和达克河内的贻贝。威廉斯在亚拉巴马州长大，我现在就住那里。“过去我们不知道（这里）究竟有什么生物，”他说，“随着时下人们开始探索，发现了各种各样的新物种。”其中许多都是贻贝和小鱼。

　　斯坦在2002年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在美国各州中，亚拉巴马州在物种多样性方面排名第五，同时在物种灭绝方面排名第二——近期因被推断已灭绝而提议从保护名单中移除的23个物种中，有8个是贻贝，其中有7个曾生活在亚拉巴马州。

　　今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在亚拉巴马州北部浅滩河岸边的一间小屋里，我参加了一场当地淡水生物学家的聚会。在聚会活动的中心，萨托坐在二楼甲板阴影处，开始将更多的物种记录在他创建的“影像方舟”里，而生物学家（大多数来自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也非常乐意帮忙。他们散开去收集各种生物，然后把它们倒入萨托泛光照明的狭窄水族箱里。他弓着背坐在水族箱前，把头伸进黑色的罩布里，手里拿着相机，像时尚摄影师一样捕捉动物格外吸引人的瞬间，偶尔会让身边有空的人动一下水族箱里的动物，促使它们换成一个更好的姿势。

　　我看到他拍摄了一条还没有名字的沟纹镖鲈（striateddarter）、黄狼鲈（yellowbass）和一条美洲鱥（Notropisammophilus），以及一只于2011年在浅滩河发现的巨型小龙虾。萨托的目标是使那些从未见过这些生物的人们受到触动，认识到防止物种灭绝的重要性，另外，如果其中有些物种真的从地球上消失了，拍下的照片就成了它们留下的宝贵记录。

　　我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生物学家托德·阿马克一起朝着浅滩河的方向走去，然后坐在岸边。阿马克跟随威廉斯的步伐，成为一名贻贝专家。在浅滩河里，他的同事拎着网在蹚水找动物，另一边，他给我快速介绍了贻贝繁殖的基础知识。这类生物奇特的行为让我开始关注它们，尤其是它们的存亡。

　　阿马克解释说，淡水贻贝有数百种之多，几乎每一种都会诱使特定种类的鱼帮助自身养育后代。例如，一种名为“Lampsilisfasciola”的美丽蚌（Lampsilis）会把它躯体的一部分塑造成米诺鱼（minnow）的形状来引诱黑鲈前来取食，然后在黑鲈张大嘴攻击时将它的幼体喷射到黑鲈嘴里，这样它们就可以附着在鱼鳃上，吸取鱼的血液为生。另一种贻贝会将它们的幼体悬挂在它们产生的约一米长足丝的端点处。此外，一种名为“Epioblasmaahlstedti”（目前它们仅分布在达成河内）的前嵴蚌（Epioblasma，该属的大多数物种已灭绝）会先引诱一条不幸被选为寄主的鱼，然后用壳紧紧夹住鱼伸到壳里的头，接着便将幼体注入其中。阿马克表示：“这些例子你编都编不出来。”不过，这些动物之间的每一种关系都是在某一地点随时间推移演变而来的。

　　现在，有一小群生物学家尝试在实验室里培育濒临灭绝的贻贝，他们必弄清楚某种贻贝生存所依赖的寄主鱼类。这需要那些保护生物学家不厌其烦地反复试验，正是这些他们都以为艰苦卓绝的工作，帮助拯救了加州神鹫和美洲鹤。不一样的是，这些要拯救的贻贝是无眼无脑、体型较小的棕色生物，且很少有人知道。

　　阿马克说，大多数贻贝的现状都比半个世纪前有所好转。但有些物种非常罕见，想要得到拯救是很难的。我问阿马克，这样做是否值得，我们是不是需要接受我们只得放任一些物种灭绝的事实。他回答时声音哽咽，让我有点后悔问了这个问题。

　　“我要说的是，并不是这些物种不可以让我们拯救，”他说，“更重要的是，它们没有生存下去的可能了。”然后，他定了定神，接着回答道：“但它们（在地球上）生活了很久，我们有什么权利剥夺它们的生命？”他表示：“我不是在以一位生物学家的身份回答，而是作为一个人。说实话，人类凭什么决定其他物种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