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灾区，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志愿者，而且是一个体力不佳的中年志愿者——我的腰有伤，拿轻的东西不好意思，重的东西又拿不了，很尴尬。在灾区看到没有倒塌的房子时，我尚且感觉自己是个建筑师；但看到那些倒塌的房子时，我又根本不敢承认自己是建筑师；另外，坐在办公的地方里天天都会感到摇一摇，收藏的很多东西也都摔碎了，就觉得有点疑似灾民。”

  “到了灾区，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志愿者，而且是一个体力不佳的中年志愿者——我的腰有伤，拿轻的东西不好意思，重的东西又拿不了，很尴尬。在灾区看到没有倒塌的房子时，我尚且感觉自己是个建筑师；但看到那些倒塌的房子时，我又根本不敢承认自己是建筑师；另外，坐在办公的地方里天天都会感到摇一摇，收藏的很多东西也都摔碎了，就觉得有点疑似灾民。”

  地震后，很多建筑师都像刘家琨一样遇到身份认同的问题。地震把地给震裂了，同时也把这个社会震了一条缝，前所未有的开放状态让他们成为灾区重建中一股特殊的力量。在主流体系之外，民间建筑师群体试图将生态环保、地域文化、社区价值重建等理念在乡村实践。正如长期在地震灾区推行协力造屋的台湾建筑师谢英俊所说，“灾难也是一个机会，重建我们这一代人对未来的想象”。

  地震后的那段日子，身在成都的建筑师刘家琨一趟趟往灾区跑，满眼都是发白的废墟，“就像是一次成功的定向爆破的现场”。由一个情感上被震撼的“人”回到建筑师的理性，这现场又成了长久的隐患：那么多残梁断柱、碎石乱砖，5月麦收期一堆堆燃烧的秸秆，甚至致使救灾飞机都降落不下来，到处是“燃烧秸秆，污染空气”的标语。“那么大的废墟如何正确地处理？”作为建筑师，刘家琨不转弯就会想它本来就是房子，要把它重新做起来。

  “再生砖”的想法本能地冒出来：用破碎的废墟材料作为骨料，掺和切断的麦秸作纤维，加入水泥、沙等，由灾区当地原有的制砖厂，做成轻质砌块，用做重建材料。刘家琨认为，它既是废弃材料在物质方面的“再生”，又是灾后重建在精神和情感方面的“再生”。

  刘家琨希望，“再生砖”是一种只要愿意，人人都能动手生产的低技低价产品。看似与建筑无关，其实这一思路延续了他以往建筑中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低技策略”，又是一种最直接的“处理现实”。他调查认为，在农村大量存在的砖厂和作坊中，利用手工或简易机械就能生产这种砖，而且相比流行的红砖，免烧、快捷、环保。况且现在红砖的价格更因重建的大量需求涨了近一倍。

  但真正落实起来却没那么简单。为了第一批样品砖，刘家琨往来于大厂、作坊间，返工三次才算基本合格。最后一次去作坊验货时迷了路，在田间村头桥下涵洞乱转了两个小时，两公里一问路，其间按照完全不同的指点在相反的方向上来回往复，终于赶到作坊时已经是一点半钟。这段路程几乎是一种象征：“试制、检测、资金申请、生产、推广、地方沟通，一样都不能少，打个砖都这样，建房更难，牵涉到钱、地方利益、生活生产习惯等等，我对日后协助建房充满忧虑。”他感叹，要想在日后的乡村重建工作中当个“赤脚建筑师”，没有有意识的自我改造，到时候未必能脱得下鞋来。

  有反讽意味的是，现在再生砖几乎成为一种文化上的观赏物。它已被订制成为博物馆等城市公共建筑的墙面装饰材料，回到土地、回到灾难的低廉产品，并不被它自身的文化体系接受，反而被社会的另一极所欣赏。

  “为什么再生砖之前没人做？”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承担了灾后重建的大量工作，其总建筑师钱方分析，从市场因素看，纳入到社会化大生产中的再生利用材料的成本大多会高于目前广泛使用的红砖材料。废墟中有抹灰、砖头、水泥、钢筋、木头……要细致分检，然后破碎、整合、加工。红砖则很简单，对原料不需分检，马上可以破碎生产，厂家多，技术成熟。而且再生砖的技术规范、安全要求、国家检测，都还没有完全跟上。

  “现在卡壳在那儿了。”钱方说，普通的页岩砖或水泥砖对环境污染大，但再生砖又没有相应的公共政策支持，所以大量的重建还是沿用原来的方式。都江堰政府曾呼吁过震后建筑垃圾的危害，说要发动多少辆汽车，运一年才能运出去，数量惊人。钱方建议，应该从总系统考虑推广再生材料，“比如再生砖每块1.6元，政府给生产厂商免4毛税，使用者再免4毛税；页岩空心砖现价6毛，政府给使用者奖励2毛税。价格在同一平台上，再生砖马上就有市场了。”

  光有砖还建不成房子，刘家琨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建造体系：再生砖——小框架——再升屋。这种结构是对农村普遍推行的砖混结构可以进行改良：“采用砖混结构也可以造房子，但要达到抗震要求，就一定要按照规范要求加强圈梁和构造柱。我们的方案是把圈梁和构造柱再加强一点，变成小框架。这样抗震性能和灵活性等就提升了一个等级，围护墙可以用再生砖，或其他材料如竹编泥抹墙、石片墙等。目前先做一层，以后有了钱可以加建二层，所以叫做再升屋。”但在实践中，这种体系只在少数几个点得以实施，大多数推广点只愿意试试再生砖。

  “一方面是乡村建房的习惯问题，他们更容易接受砖混结构。另外，乡村也有乡村的系统，有它的食物链，由村民、乡镇政府、材料商、包工头等形成的技术的和经济的食物链。再加上目前主要的重建方式有统规统建、统规自建，少量原地自建。由于主流是统规，因此到处都是政府主导，民间的机会很少。”刘家琨说，“在特殊时期的状态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它平常时期状态的浓缩，集中的更集中，快速的更快速，粗放的更粗放。”

  地震震出了一个新的乡村想象。刘家琨说，外来公司迎合地方政府的新诉求，在山里的小村小镇里面，打造北美式、欧陆式、地中海式别墅，当然是别墅的简陋版。因为地震把四川震成国际化的一个平台了，也震成了一个大市场，虽然是低端的大市场。

  建筑师显然有另外一种想象。在刘家琨看来，灾区重建就像回到土地，就是在乡村里面最基本的造价、最基本的条件下，满足最基本的生活所做的极限设计。“我们想要修既坚固又实用的房子，同时想就地取材，保留地方文脉，而不是完全一个虚浮的、飞来的、廉价的欧美版。做得好的话，也可能是改变和提升农村面貌，同时又让它和地方文化、生态环保发生关系的一个机会。”

  一直扎根四川的刘家琨总感觉自己应该做得更多。地震后，他这里临时充当了信息中枢和组织平台，各地建筑师都在给他发信，想要做点什么，但是总觉得插不上手。“插不上手”好像成了一个焦点问题。“我也能理解现在应急状态下政府的想法——建筑师提交来的图纸是真完美、真漂亮、真没用。”

  这其中，台湾地区建筑师谢英俊是个异类。这个扎着小辫，自称成天“装吊车、打墙壁、做鹰架、钉模板、做木工”的建筑师已有10年的台湾震区重建经验，他对协力造屋信心的来源在于：“有1000万名农民等在那里，任何想用工业化大量生产，将农民劳动力与创造力排斥在外的观念与作为，均不切实际。”

  “有点失控的乱、失控的拙，逸出手掌奔流而去。”站在地震后的现场，谢英俊总是想起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所指失控的复杂。他认为，四川的重建经验会是全新的，不只是生计或房屋的重建，而是生态等级的重建，也是人际、文化与经济纽带的重建。台湾“9·21”地震后，谢英俊将工作室迁入震中附近的邵族部落，至今已经10年，帮助邵族重建房屋和拯救族群和文化灭绝的危机。去年“5·12”后，他又将工作室搬到四川。

  谢英俊总是一身户外装束，背上背包随时准备去现场的样子。这一天正赶上他要去杨柳村，那里有他帮助重建的全村56户人家。杨柳村位于茂县太平乡，是茂县最北的一个羌族乡，是为数不多还保留有羌语的村庄之一。从成都过去有7个多小时车程，但最近路封了，我们只可以坐飞机到附近的九寨，再搭两小时汽车过去。

  茂县位于地震断裂带龙门山脉以西，相对东部降水量少，为藏羌聚居区。从川主寺到茂县沿途所见，建筑多为穿斗式木结构，砖石砌墙，逐步演化为羌式石寨。杨柳在地震前就是这样一个居住在山坡上的羌寨，经历了一次次向下搬迁，仍将传统的建筑结构和建造技术的民间智慧保留下来。谢英俊说，上世纪这里经历了30年代的松潘地震和70年代叠溪地震，这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大山环抱间，一排排钢质屋架闪着光，勾勒出未来房屋和村庄的模样，就是杨柳了。簇新的工业化材料带着脱胎换骨的新鲜，又与山上古老的羌寨有种奇异的反差。男人们都在钢架中穿梭忙碌，按照熟悉的方式砌上板岩。女人们和老人们带着孩子，充当着劳动力和观看者。整个村子都搬到了山下，在岷江边搭起帐篷。

  “谢老师来啦。”村支书杨长清热情地迎上来，身后的劳动场面衬着他自豪的神色。谢英俊多年的乡村经验认为，农房重建的真正权力在村一级，或者说，掌握在村支书手中，乡镇领导未必有决定权。

  杨长清说，这次地震时，村民们都在山下劳动，所幸无人死亡，但山上80%的房屋损毁，没毁的也随时面临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危险。当谢英俊去年10月份到这里时，全村已经将地基更改了3次：像棋盘一样，切豆腐一样切成一块一块的。他们对房子的要求：用石头建有羌族特色的房子，家畜集中于村外饲养。而他们参照的效果图就是用照片“拼”的几张打印纸。完全依靠自己力量的重建方式正与谢英俊的营建体系不谋而合，只是缺乏抗震的结构体。

  谢英俊提出了自己的轻钢结构体系。轻钢结构，是国际上主流的独幢住宅结构，一致认为抗震性能好，但通常非常昂贵。谢英俊将这个结构简化，减少相关成本且易于装配。建造过程中，强调尽量用本地化、可回收利用或天然降解的天然材料，而少用砖、水泥等制作的完整过程高耗能高污染并且没办法回收降解的建材。

  “看到样板房搭起的钢架，我们觉得踏实了，觉得它是抗八级地震的。外墙依照用传统板岩砌筑，看上去和我们本地房屋也很像。”杨长清回忆，村民在经过一个上午的讨论后，全体接受谢英俊的方式，推倒重来。

  谢英俊重新做了规划，将孤立的房子改成四联户、二联户，留下来更多的道路和活动空间。他给杨柳村描绘了多重的可能性：中间的场子可以办仪式，搞活动，还可以修个羌族特色的寨门。村民们的附加要求是，村子要有一个轴线，对着山头，屋顶以此左右分水，所谓“门对青山”，这一传统始终贯穿在村子的各种仪式中。起架也以他们传统的方式——喊着号子完成。“对于传统，他们并非不重视，甚至是过分坚持了。”谢英俊说。

  这套结构体系的建造方式，与传统穿斗木构方式非常接近，对当地村民来说并不陌生。当一个基本的钢架呈现出来时，骨架之外的东西似乎并不是特别需要像村民解释，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赋予其生活经验和智慧。“谢老师，你看我们能不能把楼梯移到外面？这样做才能够增加屋内面积。”“没问题！”类似的改动随时都会被提出。“我们羌族人人都是建筑师。”杨长清很自豪。

  谢英俊已经在四川灾区建了近500套农房，“比在台湾10年建的还多”。但打破乡村特有的食物链并不是特别容易。像杨柳村这样整村组织的是极少数，他们在平原地区就很难进入。前两天谢英俊赶到绵竹的一个村子，连夜抢出样板房钢架，“第二天施工队的人傻眼了，来交涉，但总不能给推倒吧”。

  “重建本身就是一个生产活动，需要很多劳动力，但问题是灾区民众自己是不是有机会参与。在台湾，重建多半被大的承包商和包工头垄断，灾区民众只是等着接收房子。” 按谢英俊的设想，四川灾区的重建如果让受灾群众参与，能够保证他们过渡期的生活，而不是坐等救济金。还能够最终靠集体参与，让濒临消失的乡村传统得以保存。

  这样建立起的小区域的“自主性的建筑体系”，让建筑材料和劳动力本地化，带来的最直接优势是成本。因为就地取材，石头、土等，都能转换为建材，另外村民自建也省下了请施工队的钱。他算下来，这样自己建每平方米大约400块钱，请工要花500块，而普通的砖混农房要700到800块钱。

  这一环保型建造方式更易得到慈善机构的支持，弥补农村金融体系的不足。“比如一栋150平方米的房子，碳排放就减少40吨。我们呼吁这些慈善单位，可以搜集这些减排量做碳交易，当然一定要达到一定的量。比如援建1万户，就可以有40万吨二氧化碳，非常惊人。按照欧盟的碳交易价格，平均到每一个农房能够得到5000到1万块钱。”

  “我们的方式最易被接受的是砖运不到的地方。”谢英俊说。他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审美，特别是在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村民觉得水泥、钢筋、瓷砖才有面子，石头和土不够时尚。“因为建房子是很社会性的，在马路旁边盖房子，太矮了要盖高一点，太高了要盖矮一点。左邻右舍讲几句话，你就做不下去了。在一个村里盖很多房子，其实就是一个群体的作用，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或经济因素。”

  也正因为如此，谢英俊认为在农村协力造屋才更有意义，重建过程就是重新建立乡村关系的一次机会。“今天大家都要离开乡村，农村的价值崩解了；在都市中产阶级的生活里，对农村的印象只有‘农家乐’。如何以农村为基地来重建新价值、重建城乡的平衡关系？如何让灾区的农村可以保有自主性与社区意识？”

  四川大地震后第5天，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朱涛正好去台湾出差，他便采访了参与台湾“9·21”震后重建的一部分建筑师。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台湾的“新校园运动”。这一运动是在“9·21”地震多所校舍损毁后，在民间团体的推动下，由“台湾教育部”提出的灾区校园重建工作中的核心部分。它号召建筑师热情投入校园设计，并鼓励校方和社区人士热情参加讨论，共同探索融合现代教育方法的理念的新型校园空间。“新校园运动”创造出40余所新校园，占校园重建的1/5，被公认为台湾震后重建最大的亮点。

  “我在地震之初的心态是——大地震会带来大变化。因2008年奥运会建筑，国外媒体称北京是‘未来的城市’。我觉得，有可能地震重建才是真正的未来。”朱涛和众多深圳、香港建筑师发起“土木再生”组织，希望实现建筑师、NGO、政府之间的横向联合，搭建一个民间的灾后重建平台。

  理想主义满怀的建筑师们讨论认为，在重建的三个阶段中，临时安置很难插手，3个月的过渡性安置进入也不容易，而瞄准长远的重建还来得及。而地震中大量损毁的中小学重建，兼有专业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双重意义，建筑师应该能起到更大作用，他们由此发起了“新校园计划”，提出整体规划、公众参与、开放校园、灵活空间、安全舒适、环保节能、文化传承七原则。“为什么不能像台湾一样借机完成乡村教育的升级呢？”

  但台湾“新校园运动”不能脱离它的社会背景。台湾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教育改革，以及社会中诸多探索新型教育空间的努力是它诞生的基础。长期以来所有的学校都要沿用统一的“设计标准图”来设计校园。更有甚之，政府还按照“标准图”来控制建筑造价，统一调配年度建筑经费，从而制造出一大批千篇一律、毫无生机的校园建筑。所以地震前教育改革的呼声已经高涨，“新校园运动”不是在“9·21”震后一夜之间无中生有的。

  谢英俊正是台湾“新校园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他说，当时建筑界也要寻找一个出口，因为政府、施工队、建筑师环环相扣，构成一个严密的食物链，造成的后果是，设计评标只选最低价的，不选最合理的，系统外面的人很难进去。地震后正值台湾“教育部长”换届，新官上任三把火要推行教育改革，校园重建成为载体。新部长采纳了谢英俊的建议，把设计遴选权收归中央，重建信用体系，鼓励好的设计出台。在这次四川灾区的“新校园计划”中，谢英俊也顺理成章地作为学术委员会成员。

  他们一开始找到“明星灾区”，正醉心于国际化的开发图景；找到偏僻灾区，又忙着重建无暇顾及；找教育部，却无权力和资金推广。转了一大圈回到深圳，一位市领导的第一反应是：“民间力量能做我们政府做不到的事情”，他们终于拿到深圳援建的甘肃文县8所小学的项目。组织竞赛、找钱、监管施工……“生生从建筑师被逼成了NGO”。朱涛说，最终5所学校在“新校园计划”下开始实施，其他的还在找人捐钱——灾区真正要恢复重建的或维修加固的达1.1687万所，从数量看，这5所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朱涛协助香港大学教授建筑系王维仁参与了北川中学的国际竞赛，评标会反复了9轮他们都名列第一，最后一轮落败。“就像参加一场身不由己的接力赛，最终被新选手把接力棒抢过去了。”集各方关心于一身的北川中学要容纳5000人，相当于一所大学的规模。而北川县城才几万人。朱涛认为，灾区学校重建有大集中的趋势，虽是出于集中教育资源的考虑，却又带来住校成本增加，与乡土社会割裂的问题。

  在文县，大部分是山区，平地都种庄稼了，仅剩的唯一一块平地就是校园。在“新校园计划”设计中，这块地同时也是村子的多功能厅，向村民开放，开个会、喝个茶，也加强学生与乡村的互动。此外，建筑师考虑与山区地形、朝向、文化的关联，依传统为场地量身定做。但在数量和时间压力下的绝大部分校园重建中，仍是传统的“大立柜”，唯一提出的口号是“建地震震不垮的学校”。

  “新校园计划”的理想遭遇多重现实。朱涛说：“官方和民间仍是两个割裂的整体，随着一切纳入正轨，地震之初打开的那扇门又关上了。民间建筑师只能利用空隙，但越往下走越艰难。而援建方的官方设计院在批量生产压力下，难以深入每一个个体。”这就像是个围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

  位于成都的华林小学是“新校园计划”中最早实现的一所，它最著名的标签是“纸房子”——用纸管做结构支撑的过渡性校舍。这三排九间朴素校舍由日本著名建筑师坂茂设计，纸管是他的个人标志之一，曾在日本的震后建筑中使用过。华林小学项目中方协调人、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殷弘说，纸管建筑“轻—固”的构造特性和美好的建筑意向给有“重—危”建筑震后恐惧感的人类带来一种灾后的抚慰。

  做成“纸房子”也是偶然。去年6月“新校园计划”想要尽快启动，但国内的建筑师都没有应急建筑的经验，正好遇到来四川帮忙的坂茂。华林小学校长邓永健如今也在一间纸房子里办公，屋顶均匀排列的圆洞制造出简洁美感和光影效果。最让他感动的是，这是大学生和学校合作一钉一瓦完成的校舍，留下了珍贵的志愿者精神，“对孩子们的教育意义远超于了重建的意义”。

  邓校长说，地震中华林小学两栋老旧的教学楼成了危房，当时面临两个极端的选择：普通板房，或者纸管校舍。板房的口碑为人诟病，根本原因是隔热、通风设计和用材的不合理。钱方说，工业板房所用的夹芯板中聚苯乙烯泡沫板燃烧有毒，回收成本比较高，板房废弃垃圾的处理成了灾区面临的一大问题。彭州某小学老师曾告诉朱涛，在刚搬进板房校舍里的第一个星期，他班上一个女生因室内闷热，每20分钟会晕倒一次。为了降温，老师就往教室地面上泼水。但他不知道的是，因为板房窗户太小，位置太低，又没有高窗透气，地面蒸发起来的水汽郁积在教室空间内不能有效散出，结果适得其反。相形之下，纸管校舍物理性能更好，也更环保。

  邓永健愿意试试新生事物，但直到纸管运来，他还是心存疑虑：纸管能抗压、防水、防火吗？靠中日大学生和小学体育老师自己建，能赶得上9月开学吗？最终建好的“纸房子”由370根纸管构成，刚启用一周，就遇到了成都几十年不遇的大暴雨，它安然无恙。邓校长放心下来——在新校舍建好前，用上三五年没什么问题了。

  “纸房子”毕竟只是一个个案。若无法大批量生产，非常规建材和建造势必带来高成本、低效率。美好而难以大量复制的纸房子，似乎成为“新校园计划”的一个象征。

  刘家琨用再生砖和小框架实现的第一件作品并不是民房，而是一个小小的个人纪念馆。这是为在地震中死去的聚源中学初三（一）班学生胡慧珊修建的。以灾区最常见的坡顶救灾帐篷作为原型，表面施以乡村最常见的抹灰，像灾区常见的一样，室内外均采用红砖铺地，只是门前种了一棵桂花树。在刘家琨朋友樊建川提供的地震博物馆旁的田间地块上，这个小房子单纯、朴素、普通，但足以勾起人们对地震的集体记忆。

  刘家琨是5月28日在一次去聚源中学时遇到胡慧珊的父母的。现在回想起来，是刘莉珍藏的女儿的脐带、乳牙那份细微具体的东西和胡明的坚强骄傲紧紧抓住了他。“再生一个女儿，还是叫胡慧珊！”这成了刘家琨和失去儿女的父母间的一个约定。

  6月21日再去聚源，刘家琨吞吞吐吐说出这些天来萦绕于心的想法：为他们的女儿建一个小小的纪念馆。接下来的感激让他始料未及。“我一直有点怀疑我这个想法在目前的生存现实下也许太过诗情画意，也许对他们不是实际帮助，而胡明的话使我不再怀疑。那些实际的物质困难，都是身外之物，对心灵的安慰才是最深切的安慰。”

  一束光从屋顶圆孔射进来，投下希望。刘家琨打算按胡慧珊的喜好把室内装饰成粉红色，里面陈列她短促一生中留下的少许纪念品：照片、书包、笔记本、乳牙、脐带……“她的一生没有来得及给社会留下多少痕迹，她不是名人，她是个普通女孩，是父母的心肝。”

  “这个纪念馆，是为胡慧珊，也是为所有的普通生命……对普通生命的珍视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前几天，刘家琨听到一个好消息，胡慧珊的妈妈又怀孕了。他感觉自己的设计有了超越建筑的意义。■

  版权声明：凡注明“三联生活周刊”、“爱乐”或“原创”来源之作品（文字、图片、音频、视频），未经三联生活周刊或爱乐杂志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转载 、链接、转贴或以其它方式使用；已经本刊、本网书面授权的，在使用时一定要标注明确“来源：三联生活周刊”或“来源：爱乐”。违反上述声明的，本刊、本网将追究其有关规定法律责任。

  三联生活周刊 由中国出版集团下属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主办，是一份拥有非常良好的声誉，在主流人群中存在广泛影响力的综合性新闻和文化类杂志。

  三联生活新媒体整合旗下三联生活周刊、移动客户端(三联中读APP），秉承倡导品质生活的理念，提供优质新媒体内容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