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关于的谣言慢慢的变多，许多老百姓嘴上天天都挂着汪精卫、统一战线等字眼，但他们议论的大多不是正理，而是对、对抗日大局不利的歪歪理。

  其次是高级领导人的安全事故也慢慢变得多。尤其是周恩来，竟然在陕北被土匪伏击。

  但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哪怕是中央机关驻扎的延安城，仍有许多百姓不明真相，被这些谣言影响了认知。

  这位周处长可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有两个外号，一个叫“三驾马车”，一个叫“周半城。”

  当时边区保卫处是一支规格非常高、力量比较大的保卫力量，不光负责抓特务锄奸，还担负一定卫戍职能。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连都穿补丁裤子。但延安警察却有自己的黑色制服，更不可思议的是神气的骑兵队。保安系统有从边区保安团到县保安队的武装力量，还有自己的秘密情报系统、自己的电台。边区县两位首长的待遇是骑马，除此之外，惟有保安处处长有一匹，人称“三驾马车”。

  周半城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当时保卫处权力大，出入边区的“护照”上，都盖有保安处处长周兴的大印。因此，从政府机关到行商百姓，都知道周兴的大名。

  保安处在凤凰山下安营扎寨，机关、保卫团营房占据了大半城区，一直延伸到山麓的窑洞看守所。一次，周恩来碰到周兴，笑呵呵地喊道：“周半城!”从此，“周半城”名扬延安。

  经过几个回合的交锋，周兴虽然消灭了不少特务，但很多问题依然不断发生。包括那些在民间流传的谣言，结过调查也查的差不多了，根子就出在在陕北设立的县政府。

  在没有形成合作之前，在陕北周边的各县的国统区都有县党部和政府，策划伏击周恩来的那次，就是依托宜川等县的党部和政府来组织的。毕竟他们更熟悉陕北的情况。

  等到合作形成后，不断施展无赖手段，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同时，又往延安派来了县政府和党部。

  当时，根据国共协议，我党于月将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辖二十三个县，人口一百五十七万。

  陕甘宁边区是我党指挥全国抗日的心脏，首府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的陕西党部违背两党的协议，继续玩弄表面合作背地使坏、抗日的把戏，故意让延安县党部赖在延安城内，充当的特务机关，专门搜集我党我军的重要情报，破坏统一战线。

  边区军民对这个县党部恨之入骨，几次轰他们走。边区政府曾多次同政府交涉，他们依然赖着不走。

  一天晚上，和西北青工委员会主任冯义彬同志商谈工作，一直到次日凌晨四点多钟，他们还在兴致勃勃地谈话。

  警卫们在外面一直等啊等，后来不知不觉地坐着睡着了。当警卫们睁开眼时，天已大亮，进窑洞一看：毛主席不见了，其他几个工作人员也走了。、

  这一下他们着了慌，拔腿就往外跑。警卫们一口气在城里跑了一大圈，找遍了秘书处、组织部、边区政府，都没有见到毛主席的影子。他们心急如火，浑身像灌满了铅一样，沉重极了。“主席在哪里呢？”

  后来猛地一想，这些天周兴周处长多次找毛主席汇报过党部的事，是不是去哪里了？

  跑去一看，果然找到了。只见正在跟派来的的罗县长谈话呢！警卫们又惊又喜，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罗县长把毛主席送到门口，对的一番谈话连连点头，表示钦佩。警卫们注意到，这个罗县长，平时挺威风的，不知何故，此时身子一直微微颤抖。

  临走，又说：“罗县长，有句古语说得好：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民族兴亡，匹夫有责嘛！务请三思。”

  稍停，笑着说：“我们大家可以交个朋友嘛！即使成不了朋友，也不会变成仇人！”

  那个罗县长双手扪胸，躬着身子说：“毛长官言之极是，兄弟我高攀了。鄙人一定言必信，行必果。”

  在回来的路上，警卫们心中直纳闷：毛主席怎么还和这样的人交朋友？“主席，象罗县长这种人，本性难改，干脆把他抓起来！”其他几个警卫员也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

  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他打了一个比方：有兄弟俩在吵嘴，恰好一个小偷来抢他们的东西。你们说，这兄弟俩是继续吵下去呢，还是去抓小偷？

  “这就对了。”说，“这兄弟俩一道去对付小偷，保卫全家的财产，目标是一致的，维护的利益也是致的。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我们和讲团结，讲统一战线，也是这一个道理。”

  走了几步，又说：“实行国共合作，不容易呀！要有诚心诚意，还要有耐心。我们要用一切办法去联合，争取中间派，反对和揭露亲口的投降派。多一分力量就多一分胜利。”

  打那以后，这个县党部果然老实多了，不敢在延安为所欲为，成了一个空架子，该部人员成天缩在屋子里，不敢出门。后来，听说他们的上司发了火，来电要他们撤走。于是，这个县党部在边区军民的一片讥笑声中，夹起尾巴溜到重庆去了。

  说来也很有意思，这个的罗县长，后来回去给他的狐朋狗友们说，为什么撤回来？害怕！去找了他好几次，他也远远地看见过几次，不知道为啥，一见到他，就忍不住地害怕。